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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枢元:我与河大六十年之五 -

时间:2019-11-13 15:33:32  

苏老苏金伞(一)

今年一月九日,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场讲座,邀我演讲,讲陶渊明。散场后,顺便参观馆内的新中国文学60年展览,由馆内三位志愿者热情陪伴。一块块精心设计的展板上,作家、诗人、评论家直如星河灿烂,我想起苏老苏金伞。问三位志愿者,竟都不知有这位诗人。最终在一块标示“乡土文学”的版面上,寻到了关于苏金伞的肖像,那张在我记忆中时时浮现的豫东老农般的面孔。

苏老去世不过20年,就已经在中国当下的文学界淡出,我不禁感到一片苍凉。不过,即使中华民族的首席诗人陶渊明,在这文字一再被边缘化的时代,不也已经淡之又淡了吗?何况苏金伞,更何况“河南的”苏金伞!

然而,苏金伞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位分量凝重、独树一帜的诗人,一位真正的诗人,一位纯粹的诗人,一位为诗歌而生、用生命写诗的诗人。这并非我这个后生晚辈的妄评,而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诗人一致的评价。

还是在苏金伞活着的时候,诗人牛汉说他想起苏金伞,就忍不住老泪纵横。他说苏金伞的人和诗歌的最大特色是自然和清白,他与大地和农民是不可分的血亲。这种气质与诗歌的高度统一,在中国诗人中是罕见的。他质朴的情趣如艾青,他的诚挚与高洁亦如法国伟大的作家纪德。

诗人兼诗评家谢冕在读了他的《埋葬了的爱情》一诗后,赞誉为“古今第一等文字”,“率性而发”,“发自童心”,“浑朴天成之中凝聚了诗人毕生的艺术经验”。

诗人周良沛说,他在台湾时,亲眼看到许多诗名很大的诗人,至今很珍贵地保存着年轻时苏金伞诗歌的手抄本。可以佐证的是,八十年代后期海峡两岸刚刚开放时,台湾诗人痖弦回大陆省亲,苏金伞到机场迎接,由于两人从未谋面,“接头”时的“信物”,就是痖弦随身携带的苏金伞早年的一本诗集《窗外》,那还是当年痖弦随国军败退台湾仓惶之际买下的。

苏老苏金伞出生于1906年,整整比我年长40岁。不久前我在网上查阅关于河南文坛的资料,偶然发现一位作家回忆苏老的文章,其中提到苏老说过,在河南文坛他是把怀让、广举(孙荪)以及我当儿子看的。看到这里,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苏老没有儿子,只有五位女儿,对于河南文坛上当年的几位“新秀”,他总是流露出慈父般的亲情。而我当时却忙着自己的事,很少到老人那里去,如今后悔已晚矣。

苏金伞自上世纪20年代发表诗作,30年代已在文坛负有盛名。我与老人的接触只能是80年代以后了,具体说来是苏老发表在1980年的一首诗:《寻找》,寻找的是他在古城开封流逝的岁月,这一下子就引起我的强烈共鸣。苏老与我都算是豫东人。我出生在开封,老人出生在睢县,但他已经把开封看做他的故乡。他有一篇题为《开封是我的故乡》的散文,文章开头就说:“开封也是我的故乡。我住在开封,比住在家乡的时间长,我熟悉开封,就像熟悉我的村庄一样,我怀念开封,就像怀念我的家乡一样。”文章中写到的铁塔、繁塔、龙亭湖、相国寺、柳园口、朱仙镇也都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在另一篇题为《何时重回开封》的文章中,他更深情地写道:“一提起开封,我就沉浸在往事的溶液之中,难以自拔。说不出是什么滋味,苦辣酸甜都有,但已融合在一起,加以蒸发升华,只剩下甜蜜。”“开封,我太熟悉了,我闭着眼睛也能知道走到那条街上了,连开封的大风沙也觉得是美好的。”老人晚年还有一个愿望,盼着能“告老还乡,定居开封”,终究未能如愿。

对于开封,我与苏老更多了一份因缘,是因为他曾在开封一高教过书,作家师陀曾是他教过的学生。我到一高读书,已是苏老离开那里30年后的事了。但更深一层的,却是由于河南大学。苏老教书时间最长的,是在河南大学。第一次,从1939年到1943年;第二次,从1945年到1948年,前后约十年。他说,两次在河南大学教书时期,是他诗歌创作的最旺盛时期,诗艺也渐渐走向精湛,先后出版诗集《地层下》、《窗外》,并结识了牛汉、萧乾、艾青、曹禺、臧克家、姚雪垠等诗人作家。苏老在回忆文章中还曾写道,抗战胜利后,他第二次回到河大教书。当时,开封作为河南省的省会,也正是文人荟萃,文坛兴旺的时期。他在河大创办了文学刊物《春潮》,河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于赓虞、万曼以及刘溶池都曾参与这些文学活动。于赓虞先生因长期受极“左”政治路线的折磨,不幸于1963年早逝。万曼先生,我曾有幸听他讲诗歌理论,至于刘溶池先生,我不但听过他的课,而且在1965年的“社教”运动中,还和他一块生活一段时间,在此后的文章中我还会写到他。而这时,也许正是苏金伞在他河大的寓舍中构思他的诗作《台阶上》的时候,我在与河南大学隔水相望的那条小街上才刚刚出生。待到1963年我考上河南大学,十号楼后边的操场上,也许还留有当年作为体育教师的苏金伞留下的身影,不过这时他已历经“右派”、“摘帽右派”,以待罪之身蛰伏在郑州省文联的大院里了。直到新时期到来,我与这位河南大学的前辈师长、卓有成就的前辈诗人才有缘结识。

我自认为我也算是一个崇尚诗歌的人,对诗人从来不乏敬意,但自己却缺乏诗思,更缺少诗艺、诗技,所以一生中几乎从不写诗。80年代中期,《诗刊》的吴家瑾老师约我写一篇关于诗歌的评论,我努着劲儿写了一篇《诗与人俱在》的随笔,很快就在1986年的《诗刊》第二期发表。这篇颇有些不伦不类的东西,竟受到苏老的关注,他在随后写给我的信中说:“你这篇文章我看了三遍……初看一遍,觉得有些摸不清脉络,但看过数遍之后,你的论点是很清楚的。”老人在信中夸我的文章写得好,说我“用诗的语言,诗的意境写论诗的文章,富有暗示性,耐人寻味”。同时也指出我的文章的不足,指出真正的好诗不仅仅是有“形式”,有“意味”,还有高于此的“风骨”与“神髓”,有“骨”才能有“风”,有“髓”才能有“神”,那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创作体会。信的最后,老人说:“有时间我想跟你一块探讨这些问题。”我收信后即刻给老人写了回信,大约也就是从这封信后,我与苏老有了更直接的接触。这一年,苏老80岁,我40岁。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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